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10年，多次看到一些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极端的一个案例，一个叫小惠的男孩在她的法庭上出现了三次，一直到成年都没有成年。小辉父母离婚后再婚，他在两个新家庭里都成了多余。他父亲的教育仅限于恨铁不成钢在法庭上的责骂。从一审的悔改认罪，到三审的死乞白赖，徐长芳看着小辉滑向了犯罪的深渊。她感到抱歉，但对此无能为力。

随着今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

根据该法规定，有关司法部门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通过不当的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根据情况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即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据新华社报道，自《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北京、内蒙古等地人民法院相继发布家庭教育令。

为配合“家庭教育令”更好地教育未成年人，北京朝阳人民法院等法院引入专业力量，邀请了解未成年人问题和家庭教育指导的专家，对涉诉家庭进行教育指导。在帮助涉案未成年人的同时，法官们希望将家庭教育工作向前延伸，帮助更多需要教育引导的家长，从小解决孩子的问题，让未成年人更好地成长。

徐长芳法官向一起团伙盗窃案中一名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下达了家庭教育令。新京报记者乔驰摄

误入歧途的“少年”

2022年4月，17岁少女周成因参与多起敲诈勒索案，被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负责此案的法官张艳，有着20年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经验。在惋惜周成的同时，张艳也探寻了她的成长轨迹。

周成来自一个父母离异重组的家庭。她4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的父母重组家庭后，几乎没有精力照顾她。

初中辍学后，周成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朋友，跟着他们到了北京。没有经济来源，缺乏生活技能，想赚取高额收入。2021年5月至10月，在朋友的诱惑下，周成参与了多起敲诈勒索案件。

张艳认为，周成的犯罪问题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父母长期与周成沟通不多，对她的教育和关注薄弱，对她的心理成长和性格形成伤害很大。

而且女孩进入青春期，正处于生理发育期，妈妈对孩子的关注是必不可少的。

在张艳看来，周成的母亲李云并不是一个无视女儿的母亲。

离婚之初，由于与公婆的矛盾，李云很难与女儿走得更近。再婚后，由于经济拮据，周成得不到帮助。但在我心里，李云总是想念她的女儿。

女儿犯罪后，李云来京陪她做笔录，帮助归还赃物，寻求对方谅解，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

李云也想修复与女儿的关系，但13年母爱的缺失让母女间的隔阂像河床一样。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光，就像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把河床侵蚀得又深又宽。

张艳记得，网上宣判案件时，周成在视频中看到了母亲。她很平静，没有那种善良快乐的心情。“对我妈还是有一定心理障碍的。”

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张艳向李云发出了“家庭教育令”，命令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令》要求担负起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联系何

2022年2月，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刑事法官徐长芳审理了一起团伙盗窃案。2021年7月至8月，3名未成年人在一名成年人带领下，在九原区某工地盗窃15次。他们偷建材当废铁卖，换来网费和生活费。

涉案未成年人之一孙杨，系第二次盗窃。法官认为，孙杨父母以工作忙为由疏于管教被监护人，对孙杨的异常行为和交友情况不予理睬。最终，孙杨形成了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结交了粗心的朋友，不断重复他的教育，重新走上了犯罪道路。

最后，法院向其中两个未成年家庭发出了家庭教育令。

针对周成的教育问题，教育专家陈刚在线为周成的母亲李云提供了一对一的指导。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从“家事”到“国事”

《家教令》来自《家庭教育促进法》，2022年1月1日生效。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正确开展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根据情况对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训诫，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张艳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前，如果发现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法官也会关注他们的家庭。在离婚等民事案件中，法官会向未成年人父母发送书面或口头的家庭教育提示，提醒监护人重视家庭教育。

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会向法官提供涉案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身体状况、职业心理测评、成长经历及环境、家庭成员情况及经济情况、奖惩情况等。法官可以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发现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是否存在问题。

但法官能做的还是有限的。徐长芳负责少年审判已经十年了。面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她也不能提太多要求，最多在法庭上做一些口头教育。“有时候真的憋不住，只能被父母短时间训诫。”

但《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法官了解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后，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家庭教育问题严重，经过书面和口头提示，家长仍不重视教育问题，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

055-79000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要求，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树立家庭是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起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对于离婚、分居的家庭，本法要求父母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止另一方进行家庭教育。该法律还提出了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懒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制裁措施。

在传统观念里，教育孩子是家里的事，别人很难插手。然而，近年来，人们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教育，法律将触角伸向了私人家庭领域。在张艳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的法律正在进一步完善。

“法律赋予我们更多的权利，对一个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整个家庭进行干预和引导，除此之外。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公法领域进入了私法自治领域。”徐长芳说。

徐长芳认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引导大众，让家长意识到国家对孩子的教育是有要求的。与家长的看法不同，“孩子的教育完全由我做主。”

2022年2月，《家庭教育促进法》杂志刊登的《社会治理》称，这部法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从传统的传家宝、家训、单个家庭家规的模式，向以法治为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全社会新模式转变，家庭教育从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

“我们从未发现家庭教育的问题往往对孩子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甚至对孩子造成一定伤害的成人犯罪案例。其实孩子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张伟说。

据新华社报道，自《由传统“家事”上升为新时代“国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解读》实施以来，湖南、北京、江苏、山东、河南、内蒙古、广东、甘肃等地人民法院陆续下达了家庭教育令。

新京报记者梳理各地出台的家庭教育令发现，父母、监护人被训诫或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主要是三种情况：一是父母疏于管教或教育不当，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行为不当；二是婚姻破裂影响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第三，对未成年儿童的网络活动缺乏监管。

在朝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咨询中心，专家对有困惑的家长进行一对一的教育指导。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对一指导”

保证家庭教育令的有效性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2022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区妇联、朝阳社区学院联合成立诉讼当事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探索引入专业力量。

据张艳介绍，法院处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的前端，主要负责在案件中寻找疏于教育或者教育方法有问题的家庭。法官会及时将情况告知区妇联和社区学院；社区学院负责安排具体课程，制定课程计划，安排专家进行相应辅导，家长的上课和作业也会反馈给评委；区妇联主要负责统筹协调。

朝阳社区学院院长蔡芳告诉新京报记者，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接两个涉诉家庭后，社区学院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为家长提供匹配课程。

从5月到8月，家长们接受了4次在线课程和2次专家一对一指导。

网络课程包括视频课和音频课，每节课约一小时。课程内容包括如何认识父母的作用、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家庭教育方法的指导等。

社区学院邀请了北京市教育学会青少年成长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刚给家长们一对一指导。

据介绍，通常情况下，家长下班后，专家的在线指导以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时长约一小时。家长介绍家庭教育情况，提出困惑。针对具体问题，陈刚进行了一对一的指导。

但是周成的家庭教育相对来说比较棘手。她已经4年没有和父亲交流，母亲已经同居13年时间。

在李云的印象中，女儿4岁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当再次见到女儿时，李云发现她并不太了解她。在她看来，女儿一意孤行，谁的话都不听。母女通了一个小时电话，女儿连两句话都没听进去。

她还发现女儿很懒。她打电话来，总是说她一整天都在睡觉。说起工作，女儿总说要赚钱，要拿高薪。

听完李云的困惑，陈刚建议，首先要努力和孩子成为朋友，让孩子敞开心扉，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妈妈，而不只是告诉妈妈该怎么做。

在陈刚看来，十几年来，母女之间缺乏情感联系。从心理上来说，她的女儿并没有把刘芸当成自己的母亲。在交流中，李云总是摆出潜意识“你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来告诉你怎么做才对”。这

周成曾经向母亲吐露过父母离婚带来的心理创伤。她上小学的时候，爷爷接她放学。不管她遇到熟悉还是陌生的老师和家长，爷爷都会念叨一句，“这个孩子父母离异，我和她奶奶带她。”父母离婚对周成来说是一道伤疤，爷爷无意的唠叨等于揭开了她的伤疤。慢慢的，伤疤就很难愈合了。

甚至有一次，孙女生日请假的时候，爷爷会和老师聊她父母离婚的事。这在周成心里埋下了自卑的种子。她相信同学和老师因为她爷爷的话而看不起她。

据陈刚分析，周成因为父母离异，一直认为自己不如别人，所以在学习上缺乏专注，最终辍学。他建议李云表达对女儿的信任，增进感情，然后引导她帮助爷爷奶奶做一些事情，通过向最亲近的人提供帮助来获得信心。

9月，法院和社区学院回访时，李云反映母女关系有所缓和，周成也不再那么争强好胜，不愿意交流。

虽然改变女儿很难，但在接受专家指导后，李云比以前自信多了。

其实朝阳社区学院已经做了11年的家庭教育指导了。2011年7月，朝阳区教委在社区学院成立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为区域内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社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家庭指导中心派教育专家进社区、进学校组织讲座，邀请专家做网络直播课，解决家长的教育问题。

2020年，社区学院开设了家庭教育咨询中心，在各个学校分发海报和传单。有家庭教育问题的家长可以寻求帮助，中心会安排专家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或小组指导。

据潮阳社区学院家庭教育负责人杨清华统计咨询中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时间，咨询中心组织了90场针对个人咨询，服务268个家庭和团体咨询45场，服务1450余人。

“提供教育咨询专家包括大学教师、科研机构教研员、中小学德育干部、教育专家、咨询机构咨询师等。由朝阳区教委资助，咨询为家长服务免费。”杨清华说。

朝阳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运行近半年时间，三方不断加强沟通合作。张艳希望完善教育内容，丰富指导形式，比如疫情发生后采取线下指导，或者召集一些有同样问题的家长开一个小班。“引导的形式更丰富，家长可能更容易接受。”

2022年6月2日，徐长芳(左二)、李白(左一)前往涉诉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来自父母的抵制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愿意接受指导。

今年2月，徐长芳在听取了该团伙盗窃案后，走访了涉案未成年人孙杨的家人。

在走访中，徐长芳发现，孙杨的家庭教育问题比较复杂。孙杨父亲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而奶奶和妈妈都很溺爱孩子。于是，家里发生了对抗。因为孙杨的教育问题，孙杨的爸爸曾经砸过孙杨奶奶的房子。

庭审中，孙杨痛哭流涕，态度良好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法院、妇联等部门和家长进行了教育座谈，徐长芳觉得效果还不错。

但出狱没多久，孙杨就在小区门口摆摊卖草莓。只卖了一个星期，他就带着赚来的钱离开了家。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6月2日，徐长芳和区妇联办公室主任、二级心理咨询石柏丽到孙杨家进行家访。但和徐长芳约定回家的孙杨没有露面，电话也联系不上。孙杨已经回到了状态

徐长芳发现，没有孩子和家长的配合，家庭教育指导很难推进。到今年10月，孙杨已经满18周岁，超出了家庭教育指导的范围。

朝阳区的家庭教育指导也存在不配合的情况。

今年5月，在审理一起男女同居纠纷案件时，朝阳法院宋晓佩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发出了家庭教育令。

在这个案例中，未婚同居的男女有一个五岁的男孩袁媛。两人不和，结束了同居。两人因财产分割、赡养费等发生纠纷。孩子的抚养问题也没有解决。袁媛被他的父亲安置在他母亲居住的村庄外面。当时天已经黑了，温度很低。袁媛在村外被他的母亲发现了很久。

杨清华记得圆圆的父母矛盾很深，只能分开引导。在前期了解家庭情况时，两人一直在互相指责，但都很关心孩子。

杨清华说，家庭教育的指导方向主要是告诉圆圆父母，单亲家庭的孩子一般会有哪些问题，父母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心灵。

但圆圆父亲因不服法院判决，拒绝参加第二次专家指导，法官及家教咨询中心多次打电话、发短信提醒。面对家长的不配合，法院和社区学院也是一头雾水。除了口头监督和批评，目前没有更多更有力的惩戒措施。

“如果父母侵犯了孩子的权利或对孩子造成伤害，我们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是父母就是不配合，我们也在想更好的办法让他更好的配合，完成家庭教育指导。其实无论是法院还是社区学院，这都是一个难点和问题。”张艳认为，法律的实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法院将及时收集整理相关问题并向上级报告，共同研究解决问题，促进法律更好的实施和完善。

朝阳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家授课，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问题。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个“老师”很难找。

在包头这样的四线城市，家庭教育专家还是比较缺乏的。

在徐长芳的计划中，4月21日，九原区法院成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后，首先建立了家庭教育专家库，要求专家对涉案未成年家庭进行指导，并提供具体的指导方案。

但她发现在包头找一个懂未成年人心理的家教太难了咨询，家庭教育。团伙盗窃案中的两个家庭，徐长芳、李白多次上门指导，但均未能建立起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这不仅给主要从事司法审判的法官造成了困难，也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今年“十一”假期前，九原区法院受理了三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一起强制猥亵案，两起强奸案。两名被害女孩，一名不满14岁，另一名刚过14岁，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通过家庭教育评估，徐长芳发现被害女生之一的贾宁，其家庭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且案件发生后，贾宁无法进入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轨道。贾宁的母亲改嫁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对大女儿不太在意。贾宁还不知道她爸爸是谁。

案件发生后，贾宁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对母亲的唠叨特别敏感，会出现自残、自杀等非常激烈的反应。

面对敏感的案件，徐长芳感到有些无奈，需要专业的力量来引导佳宁回归正常的生活。但在包头，她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来治疗贾宁创伤心理，找不到专家指导女孩的家庭教育。

后来，徐长芳联系了“女童保护”公益项目组，希望通过公益组与专业心理学取得联系：师咨询提供心理

徐长芳计划，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解决部门资源的共享和协调问题。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包括妇联、团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11个成员单位。法院希望充分利用相关资源，打造一支具有专业能力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家庭教育令的重点是对未成年人的后续救助，让未成年人在正确的道路上回归社会。

徐长芳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判断指导后的家庭教育是否达标？

徐长芳希望专家在具体指导过程中，能够形成有效的家庭教育评价机制。指导结束后，根据个案情况，通过心理干预和访谈调查对教育指导效果进行评估。具体指标要反馈给法官，让法官判断父母的监护能力和家庭教育是否合格。如果评估合格，家庭教育指导就可以结束了；如果没有，家庭教育令的限制就会延长。

“要建立有效的评价，这其实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难点。家庭评估的最终目的是让涉案未成年人最终回归社会的正常生活，降低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徐长芳说。

朝阳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专业人员为家长组团咨询。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救一个孩子，不如审100个案子”

身处少年审判一线，张艳觉得未成年人很脆弱，他们的行为不知何故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很多家庭教育的问题在案例中暴露出来。

有的被告父母不配合，不出庭，几乎放弃了父母责任。有些家长的教育方式过于强势、严厉甚至暴力；有的父母过于溺爱，认为孩子做什么都是对的；有些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对孩子的学习生活一无所知。

有些离异家庭，要么把孩子完全丢给对方，要么双方因为矛盾把孩子作为筹码敲诈报复对方，根本不让对方探视，影响孩子的教育。

但近年来，张艳觉得随着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关注和家庭教育，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更多的家长主动找法官谈教育上的烦恼，和以前避而不谈的态度完全不同。“有家长说我孩子心理有些问题。法官，你能和我们的孩子谈谈吗？当父母不排斥别人的帮助和引导时，也证明父母对教育问题有更广泛的接受和关注。”

055-79000颁布后，通过法制宣传，张艳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更加重视教育。

案件审理过程中，家长过去不知道也不重视家庭教育引导。现在有的家长会主动问“有没有家庭教育指导？我想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不仅教育方法变了，家庭教育的广度也变宽了。

张艳在走访学校和社区时发现，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从单纯关注学习成绩，到关注孩子个性和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杨清华也深有体会。在多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她见证了家长对家庭教育越来越多元的理解。以前父母会说：“只要你好好学习，家里什么都不用做。”现在，家长们会问：“孩子心理压力大的时候，怎么引导？”

“多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包括孩子性格的发展，对每一个家长来说都是一种进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父母的关注面越来越广，越来越全面，反过来也印证了对孩子的教育和关注会越来越高。”张伟说道。

“与其救一个孩子，不如审100个案子。”张艳、徐长芳等法官在思考，通过设立家庭教育指导站，不仅要帮助涉案未成年人，

徐长芳希望通过工作室活动走进校园，通过在学校讲课让老师、学生和家长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毕竟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步是学校，学校也是发现孩子及其家庭背后是否存在问题的最好途径。

徐长芳表示，下一步，法院将会同检察院、公安机关走访辖区学校、社区，了解是否存在家庭教育问题的未成年人家庭和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根据职能部门的配合，将问题家庭引入家庭教育引导计划，有针对性地引导家庭案例，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之前办案过程中，很多家长也很迷茫。“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怎么能管呢？”很多家长不是不想管，而是不知道怎么管。张艳认为，这是家庭教育引导的必要性。

张艳希望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将妇联和社区学院的公共资源逐步拓展到案外。“让更多求助无门的家长从正规渠道的资源和力量中得到帮助，这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初衷。家长可以接受专业人士的指导，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孩子的成长会更有保障。”

(小辉、周成、李云、孙杨、贾宁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乔驰编辑袁国礼校对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