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只有古今，没有东西之分。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等人是这一观点的宣传者。

“五四”时期，许多学者认为，东西方或中西之别是“古今之别”，而不是“东西方之别”

1915年，在陈独秀发表的第一卷第1号《新青年》篇文章中，根据进化论，人类文明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时期，他认为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文明，“虽无差异，但基本相同，其质量也脱离不了古代文明的车辙”。虽然它们在生物学上也属于“现代”时间，但在文化进化上，“远古时代的遗产”是一个古老的文明。真正能被称为“现代文明”的，是欧罗巴人独有的，也就是西方文明。也就是欧罗巴文明。移植到美国和加拿大，在亚洲流行，是一回事。”因此，东西方或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不是“东西方之别”。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也阐释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他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一文中，不同意梁漱溟认为东西方文化走不同的“文化方向”的观点，而是认为人类都走“原始的生活方式”，因为“环境艰难，问题紧迫，所以所走的道路因时因地而异”。

例如，今天的欧洲国家在历史上有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他们还非常迷信宗教，试图压制科学，并焚烧了许多科学家和有独立思想的人对道德的热情。只是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为环境所迫，我们追上了几步，我们征服环境的成就确实比其他民族大得多”，才成就了今天的特色：民主、科学。中国和印度的落后“只是因为环境的缺失和被逼被激的问题”。

所以胡适要人们相信，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是发展速度的差异。快西方早已进入现代，慢中印还在古代。

昌不能更清楚地表达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古今”性质。1920年，他在第2卷第3号发表了《读梁漱溟老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征：

常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总结

常认为，人们所列举的上述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并没有错。"但这两种关系是前后关系，不是对立的."这些差异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于东西方之间。事实上，“所谓东方文明的几个要素，往往可以在古代西方国家找到。”

比如“强调宗教”是古代民族共有的，而其他的，比如强调阶级、过去、保守主义、玄学、租界、自然、重生，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都一样，没有区别”的。只是西方文明从古代进入了现代，所以才有了上表所列的各种新特征，“东方文明自古未变。我们现在勉强能称之为东方文明的，还是几百年前的样子。所以古代文明的所有特征都还保留着。”

在此基础上，常得出结论：“所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特征”。人们之所以把两种文明的差异描述为“东方和西方”，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方面“把现代文明的特点误认为西方文明的特点”，另一方面又“把古代文明的特点误认为东方文明的特点”。

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中西文化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中西文化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上面说的“古今之分”、“东西之分”，指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由总的形势所决定的文化的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同时或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同要求。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作为基本核心而存在。它是民族文化形成的基础，具有与民族共存的超时代性。

民族不能用善恶价值来判断。每个民族的文化没有民族性和优劣之分，但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时代可以也应该判断善恶的价值，文化的性质是时代决定的。因此，不同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优等与劣等之分。

作为文化的两种属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既是某个时代的文化，也是某个民族的文化；既是某个时代特定民族的文化，也是某个时代特定民族的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集合。

如果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达，“划时代”体现的是文化的“时间”，“民族性”体现的是文化的“空间性”，任何文化都是“时间”和“空间性”的统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只有时代没有民族，或者只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文化的存在。

根据文化的这两个属性，我们可以分析东西方文化。从文化的时代性来看，五四时期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性质上属于古代，尤其是封建文化，而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它们从古至今，后者在时代性上有着前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就文化的民族性而言，中西文化体现的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两者并无区别。

如前所述，文化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集合，所以东西方文化既是“古今之别”，也是“东西方文化之别”。然而，陈独秀、胡适等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虽然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是“古今之别”，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却拒绝承认它们也是“东西之别”，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

昌在文章《国民》中一再声明：“我对世界文化的看法一直是，世界上没有东西方文化之分。现在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其实就是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差异。所以，真的没有理由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对称研究。”

我们既要从时代的角度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又要从民族性的角度看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古今之别”，有助于人们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差距，从而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它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全盘否定，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时间上落后于西方现代文化几乎整整一个时期。胡适等人通过中西文化的时代对比，也得出中国传统文化不如人的结论。

相反，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东西方差异”，有助于人们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然而，消极的文化自满情绪很容易鼓励人们成长，拒绝承认

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80年代等一系列文化论争中，关于东西方或中西文化的差异究竟是“古今之别”还是“东西方之别”的问题被多次提出。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已经通过争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时代和民族的集合。

就文化的时代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特征，如“不卑不亢，贵贱相轻”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不变”的历史观，“君臣为君，父子为子，夫为妻”的伦理观，“废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庶人的特权思想，愚民政策“民可知彼”，知足常乐的态度，特别是封建专制的政治思想等。都是适应封建政治经济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的糟粕，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明显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

但从文化的民族性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那些能够体现其民族特色的内容，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孜孜不倦、勤奋勇敢、奋发图强、坚韧不拔、不怕暴力、热爱和平、舍身取义、勇于进取、富而不淫、穷而不卑、威武不屈等，三军皆可夺冠。虽然它们也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从它们的精神实质来看，它们不仅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它们可以被我们批判地继承，成为未来新文化融合的基础。

因此，任何片面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或民族性，只承认文化“异于上古”，而否认文化“分东西”，另一方面，只承认文化“分东西”，而否认有“异于上古”，都是错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时代性而言，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向其他先进文化学习是必要和迫切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2015年3月30日《北京日报》。